杭州90岁大学退休老师, 半夜不睡觉, 出门捡垃圾

王坤森,1932年出生于杭州。浙江医科大学(现浙江大学医学院)退休教师。 讲述 王坤森 主笔 牛牛 01 深夜别人熄灯睡觉,我出门了 我今年90岁,耳朵有点背了,但眼睛还很亮。我的背也驼了...


王坤森,1932年出生于杭州。浙江医科大学(现浙江大学医学院)退休教师。

讲述 王坤森

主笔 牛牛

01 深夜别人熄灯睡觉,我出门了

我今年90岁,耳朵有点背了,但眼睛还很亮。我的背也驼了,但我还能走夜路。

这是一个下雨天。晚上10点,窗外飘着小雨,老伴已经睡着了。

我悄悄来到客厅,穿上套鞋,戴上手套,出门。

雨点落在自行车棚上,滴滴答答作响。我推出三轮车,套上一件玫红色的雨披。

我带了个旧脸盆,翻垃圾的时候,我用它扣住三轮车坐凳不被淋湿。

走出小区,往北50米,路边摆着8个垃圾桶,这是我的第一个“据点”。

我拿一根铁签,敲敲桶里的垃圾袋。我耳朵不好,听不清声音了,但凭我多年的经验,靠手上的感觉,就知道袋子里有没有好东西。

一个白色的药盒,是今天的第一个收获。

一位穿着厨师服的年轻小伙,提着一个大黑色垃圾袋过来,丢在垃圾桶边。

我打开一看,里面有装调料的塑料大瓶,还有装鸡蛋的纸壳。

不一会儿,三轮车已经装得满满的。

我蹬上三轮车,在午夜的城市里穿行。潮湿的路面,倒映着昏黄的路灯。

几家夜宵店还在营业,里面有许多年轻人在喝酒,吃夜宵。

餐厅老板知道我要来,已经把纸板和饮料瓶放在门边,等着我来收。

深夜,是别人熄灯睡觉的时候,我出门去捡垃圾。我这样做已经10年了,无论刮风下雨。

02 父亲带我大街上捡烟头

我父亲是铁道岔工,在杭州临平工作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铁路工人集体罢工。父亲没了工作,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。

1939年,母亲感染了日军投放的伤寒,不到一个月就走了。

母亲去世后,家散了。大姐和父亲大吵一架,离家出走,再没回来过。二姐回了上虞老家,12岁的哥哥去海宁做学徒。我和父亲在临平相依为命。

1939年,我7岁,本该是上学的年纪,看到其他孩子有书读,我非常羡慕。

我父亲一米七不到,身材消瘦,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褂。为了活下去,父亲每天带我到临平的街上,捡别人抽剩下的烟头。

烟头捡回家,把没抽完的烟丝抽出来,再买点土烟丝,混合在一起,卷成烟卷,再去街上售卖。卖一包,可以赚一毛钱。

一毛钱是我一天的伙食费。能买一把苞米面。

实在没东西吃了,就去人家的猪圈里,捡别人喂猪的蚕豆,洗干净煮来吃。

臭气熏天的泔水桶,我们也去掏。有时能掏到活命的食物。

11岁,我才去上小学。

我穿一件汗背心,下面一条短裤,光着脚,去临平中心小学报到。

学校老师说,不能光脚,不能穿背心。

家里穷得叮当响,买不起鞋,买不起衣服。我一年四季光着脚,睡觉前,脚用冷水冲一冲就上床睡觉了。寒冬腊月,两只脚长满了冻疮。

03 这辈子吃的最香的一盘菜

1949年5月3日,杭州解放。我在杭州安定中学(现杭州第七中学)读初一,拿着小红旗到城站火车站,欢迎解放军进城。

11月24日,杭州市团委让我去浙江省军区机要训练大队报到。

机要训练大队在六公园边上,我从来没去过。中午,我从学校出发,沿着解放路一路走一路打听。找到大队时,天已经黑了,我又渴又饿。

接待我的解放军战士,二十多岁,一米七的个头,戴着一顶棉布军帽。

我填完表格后,他很关心地问我:“饿不饿,有没有吃饭?”

我摇摇头。

他带我去食堂找炊事员,给我炒了一份胡萝卜炒肉。

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香的一盘菜。

我们安定中学有三个学生去省军区报到。其中一个报到了,后来没去。另一个,待了两个月跑了,只有我留在了部队。

部队给我饭吃,还教我文化知识。这么好的日子啊,我做梦都想不到。

我在机要训练大队学习了8个月,分配到舟山岱山县22军64师191团1连当文化教员,教战士们识字读书,战士年龄基本都比我大。

我的津贴是一斤肉,一包烟,我把这些都节省下来,坐船去上海,买了11本新华字典,回来送给战士们,一个班一本。

1952年,我去上海,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学校学习。1954年毕业,分配到长春军事学校当教员,后来到吉林丰满水电站505团当参谋。

我在部队待了29年,立了三次三等功,军衔是上尉。

1978年,我转业到浙江医科大学(现浙江大学医学院)当老师。我组织学生军训,给学生们上国防军事课。

学校里有许多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,我拿出工资,一点点补助他们。

学校操场(右下角白衣服是我)

1993年,我退休,和老伴住在杭州潮鸣寺巷。

部队对我的培养,我始终记在心里。我是一个兵,爱国爱人民。就算退休了,我也要做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。

1983年,总参动员部,南京军区,浙江省军区来学校视察,我在后排

04 我的心被击中了

2012年10月一天晚上,我坐在家里书桌前看报纸。

有一篇“希望工程”的报道,上面有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位小女孩,穿得脏兮兮的,眼睛大大的,手里还握着一支铅笔。

孩子清澈、纯净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我,我的心被击中了。

我感受到小女孩对学习的渴望。上不起学,太罪过了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打电话到报社。

我说,我想帮助孩子上学,有没有上学困难的孩子,帮我联系一下。

几天后,我接到一个“139”开头的电话。

电话里是一位年轻女性的声音,她说自己姓裘,是报社的记者。

裘记者说,衢州常山有个女孩,叫玲玲,今年高考考了607分,是学校文科班超过重点分数线的四个学生之一,但家里比较困难,交不起学费。

玲玲的父亲患小儿麻痹症,靠低保金生活。母亲每天踩三轮车赚钱,为了给孩子凑学费,她每天早上7点就出门工作,一直到深夜。

玲玲家有一只1米2高、2米长、1米宽的木箱,里面装满了她从小学到高三所有的课本、参考书和笔记本,她视若珍宝。

我听了玲玲的情况,说:“没问题,这孩子我来资助。”

挂掉电话,我找来纸笔,写信给玲玲,祝贺她考上大学。我没有智能手机,去银行汇了1000块钱给女孩,作为她考上大学的奖励。

我在信里承诺,接下来每个月会给她一笔助学金。

我既然决定了帮人,就得诚心。不能今天高兴给就拿1000块,明天不想给就不给了。

我退休工资6000多块,是我全部的收入,能保证自己的生活。

如果没有额外收入的话,我能帮的就比较有限了。而且除了金钱,我也希望在精神上,对孩子们有所传递。

我想起童年拾荒的经历。

捡废品这件事,对社会而言,是做垃圾分类,节约资源,对我而言,卖废品赚来的钱,还可以帮助困难学生。

这年年底,我就推着三轮车出去捡废品了。

垃圾桶打开,里面有各种东西,收音机,硬纸板,铜的水龙头,塑料瓶……

它们没有分类,就被丢进垃圾桶里。如果我不把他们捡出来,它们就被烧掉,或者填埋了,这是资源的严重浪费。

捡垃圾时,我一点不觉得苦,不觉得累。我在帮国家节省资源,帮困难的学生上学。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

老伴很支持我,她帮我一起捡,看到空的塑料瓶,废纸板,都捡回来给我。

05 我不想抢他们的饭碗

我住的小区,附近有很多拾荒者,都靠这个为生。我有退休工资,我不想抢他们的饭碗,所以我都是晚上去捡废品。

有一次,夏天,凌晨1点,我在凤起苑门口翻垃圾桶。

有位打扮洋气的女士过来,和我说:

“大爷,我下班回来,经常看到你在捡垃圾,你都这么大年纪了,还要捡垃圾,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?我可以帮助你吗?”

我说:“不困难的。我是浙大老师,捡垃圾为了帮学生上学。”

她拿出100块钱塞给我,说要支持我。

她姓季,是做会展工作的,黑龙江人,经常加班到深夜。每次碰到我,她都要给我一些钱,帮我一起资助学生。最多的时候,一次给了我五百块。

还有位姓叶的姑娘,丽水人,三十多岁,也住在凤起苑。

她把小区里的废品收集起来,晚上11点,到路边等我,把废品一起拿给我。后来,她搬家了,临走前还给了我一些钱。

附近还有不少邻居,也对我很好。天气冷的时候,给我帽子,给我手套。天气热的时候,送我矿泉水,送我水果。

我家对面的“石浦小海鲜”,是一对夫妻开的。从我第一年捡废品开始,他们每天都会把饮料瓶和纸板整理好,放在店门口,等着我去拿。

有人问我,大晚上出门捡垃圾危险吗?

我说,我没有遇到过危险,我遇到的都是好人。

还有一次,凌晨2点,我三轮车装满,准备回家了。路过泰和苑门口时,我看到路上有一包东西,黑乎乎的,不知道是什么。

我下车,捡起来一看,发现是一个黑色皮包,里面还有一部手机。我站在原地等了很久,一直没等到失主回来拿,我把它带回了家。

第二天早上9点,失主来电话了。我说,你来拿吧。

失主是位中年男人,他说丈母娘住院,他昨晚医院回来时,把包弄丢了。

得知我午夜捡废品,是帮助贫困学生。他拿出一千块钱,说支持公益事业。

我收下钱,在我的笔记本上登记上:1000元。每一笔好心人的捐助,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的,不差一分钱地,转交到贫困学生手上。

06 老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,很激动

2016年,玲玲大学毕业了,我还想继续资助孩子。

我想到了市团委,当年是他们把我送去部队,才有我今天的生活。我联系了市团委,说我是大学退休教师,想帮助孩子上学。

团委答复说,他们没这样的机构,但可以帮忙联系。

2017年7月,浙江省青少年基金会给我电话,说他们那有个女孩子,考上大学了,但家庭困难上不起学,女孩是常山县一中的。

太巧了,玲玲也是常山县一中的。我很高兴,马上答应了下来。

8月16日下午,天气炎热,气温三十多度,街上的空气都热得扭曲了。

我坐公交车,从潮鸣寺巷赶去文二路,去青少年基金会交钱。

我没有智能手机,钱都是纸币,一张一张,皱巴巴的。5000块钱,厚厚一沓了,我用一块手帕把钱包起来,放进包里。

下午3点,我来到基金会。

工作人员问我:“钱是养老金,还是儿女孝敬的?”

我说:“这些钱,大多是我晚上捡破烂挣来的,一个月挣三百多,为了凑5000块钱,我拿我的养老金补上了些。”

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我,办公室里十几位男女同志都围过来,有几位眼泛泪光。

我交了钱,就回去了。

没想到,当天晚上7点,记者就来采访我了,问我白天是不是去捐款了。

我说是的,捐了5000块钱,我特别叮嘱他,发稿的时候,不要写我名字。

我不上网,也不知道网上发生了什么。19日晚上,我老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,他很激动,第一句话就是:“老王,你上网了!”

我很诧异,说:“上什么网?”

他说:“我网上都看到了,你在资助大学生,对不对?”

我说:“啊!我和记者说了的,帮我改个名字。”

我叫王坤森,记者把我改成了“王伸森”。

老朋友说:“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了,你做了好事,还跑得了吗?”

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在做的事,来捐钱。2021年,中大集团捐了一万块,浙江大学帮我设立了“王坤森助学金”,每年帮助一位困难学生。

大家和我一起帮助困难学生,我是非常欢迎的。

捐助结对卡

07 我种的无花果,和蜜一样甜

早在2006年,我就开始种花。

我家住在一楼,窗户外是花坛,花坛对面是家饭店。晚上,吃夜宵的人出来就在花坛里大小便,丢垃圾。花坛里臭气熏天,植物死光。

我和社区说,这块花坛我来管。

我买来一批“一丈红”(蜀葵),沿着花坛种了一排。第二年夏天,“一丈红”开花了,窗口望出去,红的黄的,一株株竖立着,成了一道鲜花屏风。

我种“一丈红”可不止一丈,能长到二楼阳台。

路过的朋友们看到,都要拿手机拍两张照。我窗口成了摄影点了。

饭店里吃夜宵的人,看到这么美丽的花朵,也不好意思往里丢垃圾了。

有邻居朋友觉得喜欢,想拿一些回去种,我开始育苗。第一年,送出去50盆。第二年,送出去80盆。都是免费的。

美人蕉开得正盛

开始助学后,我在边上竖个牌子:先生们,女士们,美丽的鲜花,喜欢可以拿去。我在帮助孩子上大学,献点爱心吧,一块也行,五块也行。

每位拿花的朋友都会给,多的五十块,一百块。

社区有位姓郭的工作人员,她经常帮我打字,复印资料。

她想问我要一盆滴水观音。我说,经常来麻烦你,这盆植物送给你。

她不肯,一定要给我100块钱,让我捐助给大学生。

我种的昙花开了,我和老伴把花搬到外面,和路过的朋友们一起欣赏

我还种了几棵无花果树。无花果结了很多,我送给附近的孩子们吃。

街上水果店卖的无花果都是紫色的。我自己种出来的无花果,是黄色的,和蜜一样甜。无花果还有抗癌作用。

我不抽烟不喝酒,每天就几件事,种花,种果树,捡废品,生活规律又充实。

无花果又结果了

08 纯洁善良的心,是无价之宝

我从2012年开始拾荒,资助大学生,到今年满10年。

这10年间,我只休息过二十天。2013年,哥哥在上海去世了,我去了一天。去年4月,我心脏动了个手术,休息了两个星期。

除此之外,无论刮风下雨,大年初一、中秋节,我都没停下过。

我粗略算了算,我一个晚上,能捡50斤废品,多的时候有100斤。10年下来,有100吨废品了,不算其他,光卖废品的收入有几万了。

满满一车废品

今年3月,浙江海洋大学打电话给我,希望我资助学生。

我说,好的,没问题。

我一共资助了7个孩子,5个已经完成学业,开始工作了。两个还没有毕业,一个是浙江大学的,一个是浙江海洋大学的。

去年,我心脏动手术。我是浙江医学院的退休教师,在浙一动手术,我们的医生技术很好,做完之后,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

动过手术之后,我晚上10点出门,12点前就回来了,不多跑了。

我资助的这些学生,经常给我写信,打电话。玲玲是我第一位帮助的大学生,她毕业后回到家乡,成了一名乡村教师。

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:

“爷爷,我一直记着您的话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在工作岗位上,我坚持每天早早地到达办公室,关心学生的身体情况,帮助学困生巩固知识。我希望自己所做的努力,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更多知识。”

玲玲在网上看到我帮助第二个学生时,她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200元,给那位困难学生。

我让她不要寄了,她家条件本就不好,应该先把自己生活稳定了,再去帮助别人。

孩子们给我寄的每一封信,每一张照片,我都珍藏着

我的笔记本用了好多年,封面上颜色都已经磨光了。翻开第一页,最上面抄写着一段话,是我在文汇报上看到的:

“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价格,可以用金钱去换取,唯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,是无价之宝。”

我和老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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